招股书数据还显示，截止目前，中和农信已累计向300万农民合计放贷760万笔，累计放贷金额1618亿，按此计算，相当于每笔人均贷款2.13万元。可见，中和农信能够在非传统金融机构中，做到农村市场借贷排名第一的位置，靠的还是以量取胜。

然而，这种单一的以放贷业务结构为主的商业模式，同样会使得中和农信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一旦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或者竞争加剧，公司的业务稳定性将受到严重影响。此外，由于农村市场的特殊性，农户的还款能力和意愿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也增加了公司的业务风险。

照理说，由于我国农业人口基数较大，给一众小农户放贷能够让中和农信赚得盆满钵满，但现实情况却是该公司盈利情况并不稳定。

各报告期内，中和农信分别实现总营业收入22.24亿元、24.29亿元、31.81亿元及19.2亿元；盈利方面，2021年、2022年其净利润分别为-0.36亿元、-1.99亿元，2023年成功扭亏为盈，实现净利润2.06亿元，2024上半年同样延续了盈利态势，实现净利润0.79亿元，但相较于2023年同期的2.8亿元的盈利却大幅下滑了71.79%。

事实上，因为商业模式的缘故，中和农信居高不下的运营成本要比一般小贷公司高，成为掣肘自身盈利增长的重要因素。

众所周知，广大农村由于地处偏远，互联网渗透率低，这部分长尾客群成为不少互联网金融机构难以染指的增量。而之所以中和农信能在这种背景下，还可以取得不错的增长，主要依仗的是其特有的熟人社交模式带来的助力。

招股书显示，截至2024年6月30日，中和农信的业务覆盖全国23个省份的550余个县域，扎根超过10万个村庄，辐射近2亿农村人口。截至同日，该公司在约550个农村本地服务网点中依靠超过7200名服务团队成员和约12.7万人的村级合作伙伴直达农村用户，只为给农民放贷。

如此一来，中和农信的运营成本当然只会高不会低。如下图所示，各报告期内，其销售成本和销售及营销开支总计分别为11.79亿元、12.89亿元、19.94亿元和11.54亿元，两项成本指标的费用率分别总计高达53%、53.1%、62.7%和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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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贷利率近18%，中和农信放“高利贷”助农惠农？

不难发现，“熟人经济”是中和农信信贷业务的独有特点，即借款人借款时，需要身边一位熟悉的个人为其提供担保。可以说，中和农信扎根农村市场，深谙农民诉求，确实开辟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特色化道路，为“打通农村金融的最后100米”走出了一条路。

但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中和农信放贷对象是征信相对空白的农村人群，近两年来，该公司贷款风险也有所抬头。招股书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中和农信自有资金贷款30天以上违约率达到了3.56%；自有资金贷款90天以上违约率，同样达到了2.65%，而这两项指标在2021年之时才分别仅为1.53%、1.13%，贷款风险加剧幅度不可谓不大。

而造成如今农户选择高违约情况的背后，则可能是因为大多数客户无法承受中和农信高利率不得已而为之。实际上，与城镇居民所能接触到的其他贷款渠道相比，中和农信的利率一直都较高。报告期内，农户通过中和农信平台获得的贷款的实际年化利率分别为17.5%、17.9%、17.7%、17.8%及17.8%。

但根据最高法关于民间借贷利率上限的规定，该指标是不超一年期LPR的4倍，而2024年9月发布的1年期LPR报价则为3.45%，由此计算，当期民间借贷利率上限是13.8%，中和农信显然是远远超过了该水平。

对此，中和农信在招股书中给出的说法是：经修订的司法解释，并不适用于持牌金融机构；持牌小额贷款公司的上限，是每年24%。

而这种较高的利率水平，似乎与中和农信一直对外宣称的“普惠信贷”、“惠农助农”定位相违背。

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我国农村普惠信贷市场规模从2019年的5.4万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9.2万亿元，期间复合年均增长率为14.2%。然而，根据预测，未来我国仍有预估总计10.8万亿元的信贷需求在农村地区未能及时被满足，意味着该需求比农村普惠信贷市场目前所能提供的需求要高出1.2倍。

拥有广阔且信贷需求敞口持续向上长尾客群的下沉市场，一直是中和农信的主战场，但在市场空间持续扩容的当下，其还需要时刻警惕来自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传统金融机构，以及其他非传统金融机构的贴身肉搏之战。

要知道，目前我国整个农村普惠信贷市场前五大参与者均为传统金融机构，总贷款余额分别为1.2万亿元，9000亿元，7000亿元，5000亿元和4000亿元。而作为对比，截至2023年末，中和农信的普惠信贷市场总贷款余额才仅为191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