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场特技表演中，伯斯汀的背部受伤，导致她长期忍受慢性疼痛。虽然这部电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这种对演员身体健康的忽视引发了有关导演责任的讨论。

拍摄《泰坦尼克号》时，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的苛刻要求几乎让凯特·温丝莱特（Kate Winslet）放弃演艺事业。

在水下场景拍摄中，温丝莱特差点溺水，并患上低温症。尽管这些经历让她对卡梅隆心生不满，她也承认这部影片的成功对她的职业生涯具有重要意义。

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在《鸟》的拍摄中，对女演员蒂比·海德莉（Tippi Hedren）进行了精神和情感上的虐待。

希区柯克不仅在片场孤立她，还涉嫌对她进行性骚扰。这种行为不仅对海德莉的职业生涯造成了负面影响，也使希区柯克的名声蒙上阴影。

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在拍摄《唐人街》时，对女演员费·唐纳薇（Faye Dunaway）的骚扰行为同样令人震惊。

唐纳薇在片场遭受的心理压力被认为是导演故意为之，以帮助她在影片中表现出一种紧张的状态。然而，这种不道德的手段对演员的心理健康造成了严重影响。

贝纳尔多·贝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在《巴黎最后的探戈》中，与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合谋欺骗年轻的玛丽亚·施耐德（Maria Schneider）拍摄了一场未经同意的侵犯场景。

尽管拍摄的是模拟戏码，但对施耐德的心理影响却是实实在在的。这种行为不仅引发了对导演职业道德的质疑，也让观众对影片本身的欣赏变得复杂。

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在《闪灵》的拍摄中对雪莉·杜瓦尔（Shelley Duvall）的恐吓行为，成为了导演利用权力对演员施压的典型案例。

为了捕捉到女演员在影片中所需要的惊恐状态，库布里克对杜瓦尔进行了长时间的精神折磨，这种做法被批评为“情感恐怖主义”。

以上这些案例不仅显示了导演在电影制作过程中可能采取的极端手段，也揭示了电影行业长期以来存在的权力不对等问题。

在电影艺术与演员福祉之间，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是电影行业需要持续探讨的重要议题。